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讀張愛玲散文集《流言》

作者:餘晨燦  編輯:夏婕茜  來源:湖北大學報   發佈時間:2021/03/09

《流言》是張愛玲早期散文的合集,所收作品強烈地滲透着審美現代性,也是20世紀40年代中國文學的重要收穫之一。在張愛玲的散文世界裏,人們感受的是別具一格的“絮絮叨叨”的“私語”,她帶着蒼涼的氣息去感受市民生活,還原普通人的生存現象。多變的語言風格讓這個“孤島”女性作家的文章散發出獨特的女性魅力。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女性書寫和書寫女性成為潮流,但是很多作家筆下的女性形象都帶有神化或者男人化的味道。張愛玲在《流言》中卻塑造出了一種迥然不同的女性形象,展示了一個地道的女人世界。

讀張愛玲的小説時,會覺得她冷漠、孤傲、難以接近,但品讀了她的散文集《流言》後,我卻發現了不一樣的張愛玲,它温情、珍惜、文字中處處透露着人間煙火味,令人唏噓不已。

1945年,張愛玲發表了《流言》,三十二年後,在《紅樓夢魘》的自序中,張愛玲追憶了“流言”的意思,她稱這個詞來自於一句英文“Writtenonwater(水上的字)”。這給人極大的聯想和美感,流動的語言也許揭示的是一種語言的特質和功用,這種語言能瞬間滑入人們的內心,產生激盪。

在這部散文集中,話題廣泛,或談論女性,如《談女人》《有女同車》等;或探討寫作,如《存稿》《論寫作》《自己的文章》等;或議論藝術,如《洋人看京戲及其他》《詩與胡説》《談音樂》《談跳舞》《談畫》等;或輯錄人物語錄,如《炎櫻語錄》《姑姑語錄》等。除此之外,《流言》中還有許多篇目直接描寫了滬港兩地(以上海為主)的都市風物及都市風情,可概括為“都市書寫”,這類散文則不妨稱之為“都市散文”。這些都市散文多寫作於1943至1944年間的上海租界,時處抗日戰爭時期,內容上多書寫淪陷時期的上海生活,亦有對戰時香港生活的回憶。儘管置身於抗日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“大時代”社會背景下,張愛玲卻在這類都市書寫中沒有直接描寫戰爭,而多描寫戰時城市中的城市風物、日常生活以及普通市民,筆觸細膩鮮活,生活的情趣與世事的蒼涼相交織,可謂是“大”時代的都市“小”記趣。

《流言》中的審美特徵十分值得深入分析。

第一,世俗中的詩意,雅俗共賞的語句表達。

與自然山水的“仙氣”不同,都市生活往往具有濃郁的世俗情調,風物往往凡俗。《流言》中的都市散文,所書寫的也多為城市世俗場景,往往看似與詩意“絕緣”。但在張愛玲繪聲繪色的細膩描摹下,城市的凡俗之景和凡俗之物卻無不沾染了她的非凡詩情,這種凡俗中的濃郁詩意集中體現在《公寓生活記趣》一文中。

在《記趣》一文中,張愛玲描繪了上海的梅雨氣候:“雨水下了一整個黃昏,因出門時忘記關上窗户,屋內散發着風雨味,窗外碧夜瀟瀟,遠處略有淡燈,隱約搖曳。”不過,相比自然風雨聲,張愛玲似乎更鐘情於世俗性聲音。她在公寓六樓聆聽街道上的喧鬧聲,分外清晰,猶在耳旁,彷彿老年人追憶童年時的親切感:“街道上的喧聲,六樓上聽得分外清楚,彷彿就在耳根底下,正如一個人年紀越高,距離童年漸漸遠了,小時的瑣碎的回憶反而漸漸親切明晰起來。”張愛玲還鍾愛鬧市中的電車聲,而非詩趣盎然的松濤海嘯:“比我較有詩意的人在枕上聽松濤,聽海嘯,我是非得聽見電車響才睡着覺的。在香港山上,只有冬季裏,北風徹夜吹着常青樹,還有一點電車的韻味。長年住在鬧市裏的人大約非得出了城之後才知道他離不了一些什麼。城裏人的思想,背景是條紋布的幔子,淡淡的白條子便是行馳着的電車———平行的,均淨的,聲響的河流,汩汩流入下意識裏去。”在張愛玲心中,鬧市電車聲已與她的生活融為一體,深入骨髓,獲得了生命與靈性。通過她的重新發現,這裏的電車聲似乎已不再是機械的人造噪音,而浸染了靈動的詩性,成為都市人思想“幔子”裏的白色條紋。

張愛玲所居住的公寓臨近電車廠,因此對電車具有非同一般的感情。她將電車歸廠稱為“電車回家”,原本冰冷的電車,被賦予了温厚的感情:“‘電車回家’這句子彷彿不很合適———大家公認電車為沒有靈魂的機械,而‘回家’兩個字有着無數的情感洋溢的聯繫。但是你沒有看見過電車進廠的特殊情形罷?一輛銜接一輛,像排了隊的小孩,嘈雜,叫囂,愉快地打着啞嗓子的鈴:‘科林,克賴,克賴,克賴!’吵鬧之中又帶着一點由疲乏而生的馴服,是快上牀的孩子,等着母親來刷洗他們。”電車本無感情,它本身只是一個客體,但一旦出現在觀察者的視野中,便會沾染觀察者的思維與感情。因此,如果認為電車沒有靈魂,也許可以反映觀察者性情的匱乏;張愛玲發現了電車的調皮與電車“回家”時的温馨,實際上也是因其自身情感的充盈。

綜合上述所引用的比喻,不難發現張愛玲常用的喻體,或與人有關,或為日常用品,具有濃郁而鮮活的生活氣息,而沒有刻意追求新奇,如將樓底傳入高樓的喧鬧聲比作老年人的童年回憶,將電車歸廠比作孩子回家,將菜場比作太陽裏的肥皂泡,將頂樓的溜冰聲比作瓷器的碰撞聲和睡眠者的磨牙聲等。在張愛玲都市書寫的世俗化比喻中,我們不難發現作者的想象力與文本的虛構性:描寫對象雖為現實中的都市世俗景象與日常生活,但她藉助想象,向原本乾枯的都市空間傾注了鮮活的生命。

第二,生活點滴的細膩描寫。

張愛玲在審美對象上的選擇中,注意細節場景的準確化,喜歡把文字放在生活中的點點滴滴,不厭其煩地描摹生活裏的細節場景。

《道路以目》便是《流言》中細膩的代表。這篇散文主要描寫了作者在上海街頭的各類見聞。作者放眼望去,滿目是紛繁的都市場景和城中的芸芸眾生:黃昏時分,路旁停着人力車,車上斜坐着手挽網袋的女人,烘山芋的爐子正在烘山芋,小飯鋪在門口煮南瓜;寒天清早,人行道上居民蹲着生小火爐,煤炭汽車行駛過樓房門前,郵差載着母親在馬路上經過;深夜,關門的店鋪裏木製模特光着脊樑、旋身朝裏,理髮店的綠布帷幕腳下一隻花貓走動,西洋茶食店燈火輝煌……張愛玲在描寫這些都市場景時,不拘泥於某個固定的時空:時間上,忽而黃昏,忽而清晨,又忽而深夜;空間上,忽而街頭,忽而門前,忽而天黑打烊的服裝鋪,忽而生意興旺的茶食店,一切景物全憑直覺調動,其文思猶如一條游魚,在意識深處的街景印象裏任意東西。乍看上去,似未精心佈局,但正是這種“紛繁”的信筆描寫,呈現了一個活潑新鮮而細緻精巧的都市世界。這裏充分體現着張愛玲散文的細膩和紛繁。

第三,用冷靜的文字描繪悲憫。

如《燼餘錄》,將悲憫融入到了對戰時香港生活的回憶中。張愛玲沒有刻意渲染戰爭的殘酷悲壯,卻通過戰時生活的冷靜描寫,將戰爭對人類的摧殘表現得淋漓盡致:或展現普通人在戰爭中的恐懼;或描寫倖存者的僥倖心理;或寫戰爭年月,人們對基本生理需求的畸形渴求,如飲食之需,再如男女之事。這些都通過張愛玲近乎“無動於衷”的冷靜描寫表現出來,其背後則隱藏着張愛玲關心人間苦難的熱切眼眸與熱忱心腸,富於悲憫與深情。亂世之中,作者在一對新婚夫婦的默默相視中,感受到了人情温暖:“他們來了幾次,一等等上幾個鐘頭,默默對坐,對看,熬不住滿臉的微笑,照得我們全笑了。實在應當謝謝他們給帶來無端的快樂。”她還在觀察病人自己給傷口敷藥時,體會到了人類的創造與愛:“病人的日子是悠長得不耐煩的……時間一長,跟自己的傷口也發生了感情……每天敷藥換棉花的時候,我看見他們用温柔的眼光注視新生的鮮肉,對之彷彿有一種創造性的愛。”總之,一方面,張愛玲無情揭露着戰爭對人類原始性的還原,另一方面,她又滿懷悲憫地同情着芸芸眾生的渺小與孤獨。(作者系2018級漢語言文學專業學生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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